神经衰弱症已不再是时髦的诊断。
事实上，这个风行一时的“美国疾病”，在北美已不再是一种公认的疾病，因为法定的美国精神病诊断系统，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SMⅢ），已把它从正统的疾病分类学表上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歇斯底里症，也即抑郁和焦虑障碍，以及各种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的名称。神经衰弱症这一词，被理解为既是神经的衰弱，又是神经性的疲惫。它是一个多义词，它把长期疲劳、衰弱症状，及相信是由神经问题引起的大量与身体和情绪相关的诉苦，聚结在同一范畴中。在中国，神经衰弱症作为0世纪初由西方引进的医学名词，是所有精神病中最常见的诊断，也是普通临床医学中十种最常见病之一。至年间，我和我的妻子，一位中国研究学者，在湖南医学院主持研究工作，目标是要弄清神经衰弱症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神经衰弱症患者典型问题包括：乏力、疲劳、衰弱、晕眩、头疼、焦虑，以及其他各种反复出现的身体不适。我们还发现，大部分患者可以用美国DSMⅢ的分类法重新进行诊断。然而，即使让他们服用了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后，他们症状仍会持续。只有解决了家庭或工作问题的患者，情况才能好转——政治、经济、工作、家庭和个人问题，都对他们的病痛有影响。每个病例，都为它所处的特殊社会文化和地域环境，提供了一面镜子。不管社会是否把“神经衰弱症”当作真正的疾病，慢性的衰竭是无处不在的疾痛行为，可以把它们回放到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处境和关系中描述和诠释。其实，在神经衰弱这个医学名词被引入中国很久以前，神经衰弱作为一种慢性行为问题，在传统的中医书籍中已有所描述。当它在北美失去正统的疾病身份很久以后，在中国，临床医生却仍在治疗它。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为了社会生活的成功被迫去思考、去工作、去竞争。他把自己逼到生命力的极限，过度使用了他的生命。不堪负荷的身体超负荷，引起神经衰弱症。（,）0严广珍（音译），时年四十岁，是湖南农村一个小镇上的教师。她缓慢地向我们述说她的长期神经衰弱的故事。头痛和疲劳是她的主要苦诉。?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声音很虚弱。青少年时我曾是学校的共青团书记，梦想将来从事*政工作，接受高等教育。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迫离开共青团的工作，下放到偏远贫困的农村。?
我无法接受这一切。这里的工作太辛苦，吃的东西很少，到处臭烘烘的，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梦已破灭，甚至连返回城市也渺无希望时，这一切就变得更加无法忍受。
严广珍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失去上大学、做*政工作的机会，对她的打击极大。在中国，入*进大学是社会地位升迁的途径。
当“文化大革命”升级加温时，她偶尔会成为自我批判会的冲击对象。医院里，一个护士拒绝为她打针，骂她是“臭知识分子”。她与家人、朋友相隔绝，也无任何书本和报纸可看，起初又不太为农民所接受，她逐渐变得孤独离群。她的性格开始变化：她总是心灰意冷，原本的乐观主义不复存在，代之以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总感到有更糟的事情会发生。她曾经是个果断、有主见的人，现在却变得犹豫不决了。她与一个当地人结了婚。她的丈夫原来是个矿区的干部，现在是个农民。他们俩分居，他们有3个孩子，个儿子跟父亲住；1个女儿跟母亲住。她对她的丈夫没有努力恢复他的干部身份，耿耿于怀。她的丈夫已经放弃了，说他做不到。这是她长期挫折感的又一个根源，也是另一个使她感到无能为力的难题。她在意的第三个根源，是她的女儿。我真的不想要她。
我只想一人独处，我已有足够的孩子。当我怀上她时，我猛力撞了好几次墙，希望会因此流产。但我丈夫要孩子，医院堕胎。
这样，当我生下一个一只手臂萎缩的女婴时，我责怪我自己，觉得这是我造的孽。?
这个女儿出落得美丽，又非常聪明，是个杰出的学生。但她的母亲为她的残障而伤心。“在中国，正常人不会与残障者结婚。尽管她什么事都会做——烧饭、打扫、体育活动——我还是觉得她会有婚姻问题。”面谈至此，患者开始无声地哭泣，视线凝固在隔在我们之间的桌子底下的水泥地上。她没有希望。
尽管她是这所高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她却不能参加高考上大学。
她学校的校长和*支部书记都说只有完全健康、正常的孩子才能参加考试。我们向县政府说明情况，但他们也维持这一说法。
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女儿只能待在家里，做她可做的事。?
她和她丈夫曾安排他们的女儿，与附近小镇上的另一位“残疾人”相亲。但她的女儿坚决表示，她宁可独身一辈子，也决不与另一个畸形人结婚。她完全绝望，常常想自己不如死掉算了。她的头痛和长期疲惫使她难以与人交往，也不能面对任何“压力”。由于她的挫折和无望的悲观情绪，她的生活只有学校和宿舍。她的女儿与她同住。她们像两个遁世者，为各自的不幸哀伤。眼下，严广珍的世界里只剩下疼痛和疲惫：忍受苦痛，等待它，惧怕它，谈论它，把她所有的问题怪罪于它，因它而感到筋疲力尽，于是睡觉和休息，以求缓解。她的多重不幸导致了她的抑郁症，而长期慢性疼痛和疲惫是抑郁的不可避免的表现。三年后，我收到严广珍的另一封来信，她说她只是没有气力旅行，长途汽车和回答问话使她的头痛更厉害。她已经不得不停教休假一年，并正在申请残障身份，以获得减少教学课时和提前退休的待遇。她也已获准返回她成长的城市，但她的父母年老体弱，她自顾不暇，无力照顾他们。甚至写封信也使她感到累，引起一阵阵的头痛。她正在接受一位专治精气不足的传统中医师的治疗。德林卡（,30）说，神经衰弱症患者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患者：
他们的症状持久；对他们的治疗难有成效；他们及其医生都默认这种疾痛带有文化印记。
它还有社会的用途，使人得以从困境中撤退，或者取得回旋的余地。
03神经衰弱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在19世纪与0世纪之交的北美的角色相近似。它作为一种公认的生理疾病，为个人苦恼在身体上的表现，提供了合法存在的理由。否则，这些身体不适就是没有根据的，无正当名分，甚至更糟：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在中国文化中，精神疾痛带有很深的耻辱烙印。它与西方的精神病烙印不同，不只影响患者本人，还把耻辱带给整个家族。有精神病患者的家族，被认为必有道德污点和体质脆弱的遗传问题。这会累及子女的婚嫁，以及此家族在当地社会的名声地位。因此在中国，当事人和家人都用委婉说法来描述精神上和社会性的苦恼，以避免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或沾上对社会不满情绪的麻烦。神经衰弱这一术语在中国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回避了抑郁症这类术语，因为它们传达了一种社会政治和心理上的异化感。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毛泽东就说过，这种精神疾痛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政治思想的错误。所以在中国，80年代以前，抑郁症还一直是个微妙的术语，只因为它间接地传达了对政治、现实不满的意思。在中国激情燃烧的政治道德环境中，每个人都被要求积极投身于群众政治运动和地方政治团体。对许多人来说，对政治不满，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情绪（见Kleinman,）。最后，神经衰弱作为一种概念，很容易为传统的中医所吸收和同化。从古代起，中医就对虚弱、疲劳这类问题感兴趣，并认为这些皆归因于精气的流动，或与人体中的阴阳平衡问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中医把神经衰弱同化进自己的概念体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严广珍的经历表明，巨大的社会冲力（政治帽子、群众运动、被迫离家、移居他乡、贫穷，等等）加上心理因素（抑郁、焦虑、性格问题，等等）会引起和加重神经衰弱。处于同等的压力下，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患神经衰弱症，这说明，遗传的基因素质、家庭环境、个人的发展状况使一部分人处于发病高危人群中。地方环境又会影响社会势力对脆弱人群造成的冲击。有些小环境可以起到遮挡、转移冲击的所用，或者把政治迫害和经济剥夺的冲击后果减到最低程度。而有些环境则加重了对某些个人或某几类人（如政治上受歧视的人）的冲击效果。神经衰弱症在现代中国具有正当“权威”性。它是认可患者取得残疾福利的一种诊断，也是患者提前退休的正当理由；它还能使患者获准调换工作、或者由农村迁回城市——在中国当时制度下，这类调动是相当困难的。现在，神经衰弱症在北美已不再有这种性质，只有诊断为公认的慢性疼痛、抑郁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或特定的医学疾病，才能要获得以上这些社会效果。在北美，个人声称的疾痛，必须有合法身份，包括在残障、医疗、法律，以及其他官方机构确认的列单上。不过，中国的神经衰弱症患者与美国的慢性疼痛患，都被视为问题患者——他们都难以治愈，让治疗他们的医生深感挫折。针灸、传统的草药、现代的生物医药对神经衰弱症都不太有疗效。也许我们看到的是慢性疾痛总体的一面，即所有医疗系统都对其难有疗效。我与一位从事传染病研究的同事一起在台湾做的调查发现，甚至连民间郎中——据说，在非西方社会里，他们对疾痛问题颇有疗效——也拥有许多神经衰弱病人（KleinmanandGale,）。也许问题是，对与这些无法治愈，同时又带有强大的社会功用与文化意义的疾痛患者，各类行医者在长期治疗中都遇到了困难。每个人从出生起，就在和疾病打交道。一门让你理解“疾病与心理”的课程。我们心理的状态，如何影响疾病的呈现？长期的病痛，怎么影响我们的家庭？48小时早鸟特价，新用户请添加下方客服！！老用户不要重复添加客服，否则会造成处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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