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瓶空了。
张尧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遮掩，阳光透过仅有的一丝缝隙，照在有刮痕的地板上。他窝在床角，眼睛盯着手机，一遍遍刷，迫切地寻找什么似的。虽然身体蜷着不动，但被子早已被汗水浸湿。一整天不说话，也吃不下东西，一阵眩晕，一阵呕吐。
武汉封城的第二十五天，张尧的生活重回失序状态。他是一名中度焦虑症患者，疫情所引发的紧张情绪在断药后迅速积聚，将张尧围堵在了巨大恐慌中。
疫情当中，大多数人将目光聚焦在新型肺炎患者身上，而精神障碍属于慢性疾病，更多时候，他们都是装在套子里的透明人。断药、病耻感、负面新闻和社会偏见等一系列因素，让求生欲本就微弱的精神障碍者，堕入到灼人热浪里，他们中有些能够挣扎着浮出水面，大声疾呼，而有些，肆意下沉，无声无息，越陷越深。
疫情之下，精神障碍群体生活状态如何？他们遇到哪些困难？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凤凰网公益采访了三位与精神障碍直接相关对象，他们分别从不同视角叙述了疫情期间精神障碍者的生存处境，并呼吁社会给予精神障碍者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图片来源网络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大三学生格林：
看到“有尊严”三个字的时候，我哭了
2岁的时候，因为我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父母离婚了。
当时外公和外婆觉得是丑闻，不愿带她去看病。直到病情无法控制，被邻居举报，医院。后来，她的状态稳定下来，只是不愿吃药，每次都是外公偷偷将药放在饭里。多年过去，她被带走时的身影，一直停在我的记忆里。
年，高考前期，我得了贪食症。每天点十几份外卖，吃了吐，吐了吃，没有力气了就去睡。每次一吃东西，情绪高涨，可吃完之后，就会抑郁，两种情绪不停循环，觉得生活没有希望，像动物一般，毫无尊严。
直到年1月，从杭州休学，我回到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去年9月，病情康复，开始停药。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朋友小慧，她在几年前就辍学了。
前段时间，武汉封城，小慧说起病友群里许多人出现断药问题，其中有一位重度抑郁的妹妹，曾三次自杀，目前也断药了，希望我能帮忙联系。
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经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焦虑，药物不仅能在生理上发挥作用，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心理支撑。
我先后联系武汉市防控中心和精神卫生中心等相关部门，得到的反馈是情况紧急，没有相应措施。于是，我在网上发起求助，四处打听，动用所有资源加入到这场紧急救援。
格林在网上发起求助小慧负责统计病友信息，我将搜集到的可能渠道转告给她，她再发到病友群里。我反复让她将我的联系方式发给病友，或是直接把我拉进群，省去中间过程，但一直也没有人愿意加我。有时候，消息回复慢了一两天，出于情急或是怀疑，群里的病友们还曾将小慧踢出过群。
他们生活得太小心了，可现实又不得不让他们小心。
后来我被拉进了一个疫区病友互助群，他们发的求助信息几乎都是化名，只有病史和疾病一栏真实。我在联系渠道的过程中，也特别注意保护病友们的隐私，将信息打码，待对方确认有药可发，再将详细内容发送给他。
2月10号左右，断药情况尤为严重，路被封死，网上平台也很难买到，有些患者需要医生见到本人，依据现时情况才能开出对应药物。
格林与部分捐助者的聊天记录在求助信息发出后，其实有许多患者找到我，表示自己有药没吃完，尚在保质期内，如果其他病友需要，他们愿意提供。感动之余，担忧更多，一方面是群里的病友未必缺这种药，另一方面，也害怕有人趁机钻空子，收款后不发货，之前就有病友吃过亏。
在网友的积极响应和帮助下，我们联系到好心情平台、昭阳医生网和一些外省精神科医生，核实资质后，将患者信息和确诊处方发给他们远程开药，他们也同样需承担责任，之后我们又联系到快递可以支持配送，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格林收到一位患者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