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每日经济》了解，2013年广州市公积金贷款总额约为314亿元，这意味着明年广州市可用于贷款的额度还不到两年前的一半。
2008年7月，张春江和妻子姬蓉离婚。离婚后，张春江曾对张锐表示，他经济困难。张春江还说，姬蓉要搬出去买房住，他感觉愧对姬蓉，想帮姬蓉买房子，准备向宋世存借款。张锐则说，宋世存经常打着他的旗号做生意，借宋的钱影响不好，有瓜田李下之嫌，“不如我帮你解决”。其后，张锐夫妇以“借款”的名义送给张春江250万元。
福特嘉年华两厢
财新6月22报道称，以“替富人盖房”出名的地产商人任志强其实过去10多年来一直在“为穷人说话”。这让我想起近3年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一句名言：“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老此言与任总高论看上去似乎是反的，但其内在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经济学家都“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房地产商都“替富人盖房，为穷人说话”，那这个社会就一定能让所有的富人与穷人都各得其所，令天下寒士俱欢颜。身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和更早期的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任志强认为自己理应为老百姓说话。而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能牺牲商业利益去“救济劳苦大众”。那任志强又是怎么“为穷人说话”的呢？报道说，10多年前，他就以开发商身份参与了部委之间有关住房问题和房地产政策的讨论，为保障房政策提出过建议。任志强回忆说：“当时我们测算，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15%的比例建设保障房就够了。建设部第一稿就用我们提的15%，但报告给了国土部，国土部只批了5%；建设部不同意，问题再次提出来，后来定的10%。这事斗了好几年。”这可以作为任志强一边“替富人盖房”一边“为穷人说话”的例证之一。而作为地产商，任志强即便不为穷人说话，仅仅替富人盖房，其实也无可厚非，甚至也是有功的——它客观上有利于穷人。道理很简单：社会资源有限，有人替富人盖了房，就少了一些人再去跟穷人争夺与住房相关的经济和政策资源了；其替富人盖房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如税收等，又可被政府拿去盖廉租房。而在点上，茅于轼先生是认同并支持任志强的。他曾直言：“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因为他认为，现在舆论都在替穷人说话，没有人替富人说话，后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对社会创富没有好处。而且，“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因此他要“替富人说话”。但在替富人说话的同时，又要为穷人做事。譬如茅老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在为农民脱贫实实在在“做事”的同时，影响农民选择并把握一种合理的生活。所以说，无论是经济学家“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还是开发商“替富人盖房，为穷人说话”，都不是什么坏事，反倒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整体福利的增益，有利于民生改善，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是善莫大焉。“盖房”、“做事”也好，为穷人或富人“说话”也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至少客观上可以殊途同归，它们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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