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劝酒，也积极救他，没有责任！”黑龙江双鸭山一位49岁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后身体不适，不治身亡，家属索赔23万余元遭拒，为此将其同学告上法院。
事发前，49岁的刘某先后5次拨打老同学唐某的电话，邀请他一同喝酒。唐某碍于同学面子，便勉强答应一块喝酒。
事发当日下午，两人在一家餐馆聚餐。餐饮过程中，刘某身体不适，刘某前妻薛雪与11岁的儿子刘楷闻讯后赶到饭店，医院，刘某在救治过程中死亡。
其后，刘某的儿子刘楷将唐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元。
法院审理认为：（1）刘某的死亡原因体现为急性冠脉综合征，该病症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身体各项指标、饮食习惯、遗传因素、劳动强度等诸多因素存在关系。刘楷认为刘某的死亡是饮酒导致,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
（2）刘某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饮酒的后果，应该有明确的认知。刘某在当天，从早上到下午，5次与唐某单方面联系，唐某为增进同学之间感情联络,而与其共同聚餐的情形,符合我们的善良风俗。
（3）唐某在刘某身体出现不适的紧急情况下,支付餐饮费用的行为符合情理，据此判断唐某不是饭局的组织者。
且刘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唐某在餐饮过程中存在劝酒行为，即刘楷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其所主张的唐某存在侵权行为和过错,且该侵权行为与刘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对刘楷所主张的事实不予确认。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刘楷的诉讼请求。刘楷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
刘楷认为，父亲与唐某是多年同学，且关系较好。基于多年友谊，唐某应当知晓刘某酒量不好，并且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不宜饮酒等情况。但唐某仍然与父亲对饮，且饮酒量远超刘某平常的饮酒量。
在父亲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时，也未能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直到母亲和自己赶到现场，父亲已经出现明显的酒精中毒症状（头疼、呕吐、胸闷等）。医院抢救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期，最终导致父亲抢救无效死亡。
因此，唐某作为同饮人，具有放任父亲身体状况恶化，错过抢救时机的过错，且和父亲死亡的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父亲在饮酒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唐某作为同饮人，亦负有依法救助的义务。
唐某辩称，自己为了参加战友聚会，回到双鸭山市。当日上午，刘某打电话向自己询问到佳木斯买车事宜，得知自己已经来到双鸭山市。
以下来自唐某的回忆：
由于我们是同学关系，所以刘某挽留自己一定要见面后再返回佳市。因我参加战友聚会，一再拒绝刘某的邀请。但是我在聚会期间，刘某又打来5次打电话，请我一定见面吃饭喝酒再走。
我无奈之下，只有当天14:30，与刘某在冷面馆见面，与刘某同来的还有一位刘某的女亲属。在冷面馆，刘某共点了4个小菜、2碗冷面、6瓶啤酒。刘某开了3瓶啤酒，3人各自一瓶，然后他们二人吃冷面。
吃完面后，刘某劝我及女士喝酒。由于我已经吃完饭，并且在聚会时已经喝了不少酒，并且刘某还开车到的饭店，所以我还劝刘某开车不能喝酒，但是刘某并没有听我的劝阻，说喝酒后可以让他的媳妇来开车。
刘某在喝了大约二三杯后，与其同来的女士要走，刘某将其送出饭店后，回来说头疼，并在墙根坐了一会，并与其前妻通电话，让其前妻过来。
刘某前妻和刘楷到饭店后，刘某还让其前妻和刘楷吃冷面。刘楷说冷面不好吃，这时刘某出现呕吐状况，并且摔倒在地。
刘某前妻给刘某洗脸，收拾呕吐物，刘某这时要去卫生间并且想回家，医院。随即，医院。
二审期间，刘楷提交年、年父亲生前与唐某之间的聊天记录截图，旨在证明父亲生前与唐某终有来往，唐某在一审中陈述“自打年以后与刘某没有任何来往”与事实不符。
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唐某在父亲经济困难时曾借钱帮助过父亲，充分说明二人关系非常亲近，而非唐某所述的是一般同学关系。
唐某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应当在一审中提交。如果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自己与刘某的死亡有任何法律关系。
刘楷提交的聊天截图，无法证实唐某与刘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故法院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依法不予确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两人为增进同学感情而聚餐，符合善良风俗。但刘楷未提供证据证明唐某在餐饮过程中存在劝酒行为，故应认定唐某不存在侵权责任构成要素中的加害行为。
刘楷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某死亡与饮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唐某对刘某死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无法进行合理预见，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唐某具有过错。
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